澳洲人很快就會投票決定是否應該「要修改憲法來建立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峽島民之聲，以承認澳洲的原住民族」。
對於這項提議，坊間提出了兩個哲學問題。
首先，一個群體的成員決定另一個群體的成員獲得哪些權利是否適當？ 為什麼非原住民澳洲人應該決定澳洲原住民是否獲得制度性（institutional）發言權？
其次，給予一個群體另一群體所缺乏的權利是否適當？我們的政府體制不是基於人人平等的理念，因此我們都應該擁有相同的權利嗎？
一個群體應該為另一個群體做決定嗎？
坊間經常將同性婚姻意向公投與原住民之聲公投進行類比。鑑於圍繞同性婚姻意向公投的辯論對 LGBTIQ+ 性小眾群體造成傷害，我們有理由質詢是否應該進行公投，因為國會可以在不進行公投的情況下對同性婚姻立法。
儘管事實上已經有關於原住民遭受精神傷害的報道，但我們是否需要公投的考慮並不適用於原住民之聲的成立制度，因為它只能透過全民公投來實現。
事實上，公民和他們選出的代表就其他人擁有哪些權利做出決定，並不是新鮮事。這就是民主國家的本質。
但在澳洲這個自由民主政治體系，這引發了更根本的政治張力。 張力在於「自由」因素和「民主」因素之間的關係，「自由」因素旨在確保所有人的權利和自由，而「民主」因素則旨在實行人民自治。
這種張力產生了一個被稱為「多數暴政」的問題。這就是民主多數能夠侵犯少數派權利的地方。
在同性婚姻和原住民之聲投票中，絕大多數人有權決定少數人的權利。
民主國家通常透過將基本權利和自由寫入難以民主方式改變的憲法，來防止多數人侵犯少數人。
這是對政權進行不完美但實際的檢視。憲法規定的權利確保政治共同體內，合作是基本條件。
一個群體應該得到其他人得不到的權利嗎？
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：一個群體的成員與其他群體的成員有不同的權利是否不民主？
但這情況不一定有問題。
屬於某一群體的成員（例如昆州公民）可以擁有其他群體的成員（例如新州公民）所沒有的權利，例如有權選舉昆州議會的代表。
類似的情況也適用於原住民之聲，原住民有權選舉原住民之聲成員，而其他群體的成員則沒有權利。
但不是每個群體都應該有自己憲法規定的發言權嗎？我們應該在什麼基礎上授予澳洲原住民這樣的權利？
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基礎。
首先，作為對過去不公義行為的糾正。例如，如果有人偷了您的一幅畫，那麼您有權取回您的財產或獲得賠償。這是跨世代適用的。
如果納粹偷了您曾祖父的畫，那麼即使您的曾祖父早已去世，您也有權要求將其歸還，或者如果這幅畫在多年後出現，你也有權獲得賠償。
澳洲原住民遭受了其他群體沒有遭受過的極不公義待遇，包括失去了對其傳統土地的主權，因此他們有權透過採取原住民之聲的形式，獲得部分補償。
第二個基礎是修正特定的不利因素。正如加拿大政治哲學家基姆利卡（Will Kymlicka）所說：
我們確保所授予的權利能夠補償相應的不利因素。
例如，澳洲殘障人士有權享有其他群體成員所沒有的某些權利，例如殘障支援服務。
從健康、教育、財富等一系列措施來看，澳洲原住民都面臨著巨大的劣勢，因此該群體的成員獲得特定權利，來抵消他們所經歷的特定劣勢是合理的。
這些問題都不重要
在民主國家，多數人被要求投票決定少數人擁有哪些權利，不同群體的成員可以擁有不同的權利。
我們不應該關注原住民之聲是否會「因種族分裂我們」，而應該關注實質性問題，即擬議的變革是否會有效幫助糾正過去的不公義現象，或抵消具體的不利因素。
將其納入憲法將持久體現變革在政治共同體中的基礎性作用，並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免受干預。
本文作者福莫薩（Paul Formosa）是麥覺理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，也是麥覺理大學道德與機構研究中心聯合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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